播音｜财新 杨律 文稿｜杨律 陈正雅
音频剪辑｜王学武
商务 宣发｜孙坤
本期《周刊导播》，将先为你领读《财新周刊》封面文章《能源转型关键期》，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能源结构的变化路径。
煤炭消费产能增减与何时达峰是市场焦点，也是能源结构调整中的不确定性因素。2024年，煤电行业碳排放量约45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仍高达约42%。
煤炭长期是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压舱石”。博众智合能源转型中国区总裁涂建军指出，中国煤炭资源丰富，在不充分考虑外部性的前提下成本相对较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是能源消费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角色会从“主体能源”加速转向承担电力系统调峰、容量保障以及极端情况下的能源安全保障等任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煤炭产量达47.8亿吨，同比增长1.2%，连续四年创历史新高；电力、钢铁、建材、化工仍是四大主要耗煤行业，其中电力用煤占比四年间仍在五六成。
工业用煤已进入下降通道，煤炭消费何时达峰主要取决于电力需求。不过，涂建军认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发电用煤可能小幅波动或阶段性上行；但考虑到新能源替代加速、能效水平提升，煤炭消费总量有望进入平台或下行通道——但这也取决于系统灵活性资源部署和市场机制改革的推动进展。
出于给波动性大的风光新能源“托底”等考虑，部分省份仍在上马新的火电厂，2024年国内火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3.8%，火电产能小幅增加。一名资深能源业人士认为，各地需要思考何时让当地化石能源增量清零，或在化石能源内部进行替代性调整，如增加天然气、减少煤炭用量，才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4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占电源投资的比重已超过80%。能源咨询机构钢联能化总经理廖娜指出，在所有能源投资中，包括风电、光伏、水电、核能等在内的清洁能源项目在优先位置。同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规模6250亿美元，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较十年前接近翻倍。
多名受访人士预期，“十五五”期间，中国风电、光伏的年均新增装机量在2亿千瓦以上；到2030年有望突破30亿千瓦的总装机规模，较当前再翻一番。过去五年，中国风光装机快速扩张，合计装机由2020年的5.3亿千瓦增加到2025年7月底的16.8亿千瓦，年均增速28%，占“十四五”期内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八成。到2024年，中国风光总装机规模在全球占比近半。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表示，“现在，全社会用电量中，每3度电就有1度绿电。”。接下来，中国还将通过扩大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储能项目和大型基础设施，加速向绿色经济转型。
多位业内人士还指出，中国水电与核电技术也全球领先，预计“十五五”期间稳步发展。2024年，中国水电与核电装机分别占比13%、1.8%，发电占比分别在14.1%、4.5%。
本期封面文章，作者罗国平、赵煊、卢羽桐，文章当中除了详细介绍了过去中国能源结构的变化外，还分析了未来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全新技术的可能性。
《一次失败的混改》
2025年8月，三场同根同源的仲裁同时在北京开庭，把十年前“世纪大混改”的烂账重新翻上台面，掀开了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与当年参与混改的民营股东之间多笔资金往来的一团乱麻。
中信国安原本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金融控股混业集团之一的中信集团全资子公司，前身是北京国安宾馆。2014年，中信国安以80亿元引入五家民企，完成“世纪大混改”。但混改后不久，五家民营股东中的两家就提出异议，并迅速被中信国安的关联企业承接了相应股权；剩下三家中的两家，也在一年内进行了股权转让。
2018年6月审计署发布报告直接批评中信集团，指出此次混改存在种种问题。但当时这列混改的列车已经在混乱中出发，在一片轰隆声中，向着未知的方向飞驰，并没有刹车。
2024年，昔日混改主角李士林去世，留下“虚假出资、自我收购、债台高筑”的烂尾局。事后看，五家民营企业合计80亿元的注资，基本是中信国安主导的资金流进流出，中信国安自有资本实际长期缺失，现金流依赖于高息融资滚动的野蛮扩张，最终导致中信国安债台高筑、加速了走向崩塌的结局。
在2023年的破产重整书中，中信国安的负债总额达1877.06亿元，普通债权的偿还率不到10%。中信集团出资120亿元，重新把中信国安收了回来。
而参与混改的股东并没有随破产到来、股权归零而脱身。在中信国安的账面上，参加混改的五家民企股东的股权应收款共计达124亿元，以债权方式存在于中信国安复杂的资金流向中。
“我要对自己的名声负责，不能背子虚乌有的债。”中信国安的一家民营股东称，“现在大家都在装模作样地‘找孩子’，其实谁都心知肚明，混改时的这个‘孩子’，根本就不存在。”
他所谓的“孩子”，也就是当下破产管理人在对多家民企股东追索对中信国安的债权，源头就是混改时80亿元增资对应的“借款”安排，多年来连本带息滚到了124亿元。中信国安到底价值几何？遗留问题如何厘清？更多内容请看《一次失败的混改》。
《治理证券虚假陈述走入精细化时代》
新版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落地三年多，不少业内律师和法官提到这一领域的变化时，都认为这类诉讼已经走入“精细化时代”。
202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个新版相关司法解释的一大特点就是明确取消了法院受理虚假陈述案件需要相关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的前置程序。所谓前置程序，就是投资人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需要依据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
长期从事这一领域诉讼的一位律师对财新谈道。“前置程序取消后，最大的变化是可诉的案子多了，但起诉案件结果的变数也大了。以前只要是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被证监会处罚，基本在重大性等问题上争议较小，但现在不一定。”
在前置程序取消后，案件争议焦点越分越细，新型案件也越来越多，法院审判工作量随之增大，事实查明、法律适用、厘定损失过程更有挑战，需要司法机关和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协同。
出于资本市场财务造假“追首恶”与“打帮凶”并举、依法提高违法违规行为人违法成本等考虑，新版司法解释明确了控股股东和实控人组织指使财务造假、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交易对手方财务造假、上市公司业务相关方帮助财务造假等情形下相关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相关规定落地三年多后，各地法院的司法统计显示，证券虚假陈述案的被诉责任主体范围明显扩大。也有学者担忧，随着证券虚假陈述案件被诉主体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大，这一领域的滥诉风险也在升高。更多内容请看《治理证券虚假陈述走入精细化时代》。
《马来西亚拥抱中资》
9月4日，马来西亚国际航空从北京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商务舱没有余座。马航母公司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航空事业部首席商务官德森·亚历桑迪兰对财新说，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考察投资，往返中马的客机商务舱需求强劲，目前客座率都在85%左右，高于全舱位平均水平。
在特朗普对全球征税、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中国+1”等因素推动下，中国对马投资高增。2025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批准外国投资约合1811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获批投资同比增长138.76%，仅次于邻国新加坡，远高于第三名——美国。
部分对关税变化敏感的中资企业调整在马来西亚的投资策略。在马来西亚主要从事旅游地接服务的飞象旅行总经理王鹤表示，“我们接待过原来在广东开工厂、做芯片生意的中国台湾客人，他们在考察了越南、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后，最终选择了马来西亚”。现在到马来西亚的企业很少抱着“转口”的心态，他接触到的部分厂家已把国内工厂搬了过来，约70%—80%的产品在马来西亚生产，仅有小部分零部件需要从中国进口，以在马来西亚完成组装。
一位产品出口美国、来自天津的金属零部件、机械设备生产商对财新表示，受特朗普关税影响，其在2024年4月将工厂搬到了吉隆坡，此后每月往返中马之间处理事务。被问及为何选择马来西亚而不是其他东南亚国家时，这位中国商人坦言，马来西亚的政商环境比较稳定，并且在中美间尽量维持中立，商品出口到美国的关税相对较低，把工厂搬过来后，公司成本变动大约在5%—10%之间，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中资如何在马来西亚寻路？更多内容请看《马来西亚拥抱中资》。
《重疾险何以不理赔》
商业健康险追求的是基本医保之外的多重保障，但许多投保人在理赔的时候，才发现困难重重。
杜梦达（化名）为刚出生4个月的儿子购买了一款“复星联合妈咪保贝少儿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重疾险是一种给付型商业健康险，当被保险人确诊患有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后，会获得一笔费用，用来补偿疾病期间的收入损失。过去，在整体商业健康险中，重疾险占据半壁江山，近几年受预定利率下调、存量客户饱和等因素影响，市场规模有所下滑。
许多罕见病用药和治疗费用可以说是“天价”，远远超过基本医保的保障范围，商保往往成为患者家庭最后的防线。杜梦达的儿子确诊了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是罕见病的一种。随后她找到保险公司理赔时却遭到拒绝，理由是险企认定不符合赔付条件。理赔保险公司的赔付条件对于“重大疾病”的定义往往高于医学诊断，换言之，即使经医院临床确诊后，必须满足保险公司的条款，达到“严重”门槛后才能理赔。事实上，保险公司对于保单条款内容的这类设定广泛存在于重疾险中，已成为降低赔付率的一种惯例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