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财新 杨律 文稿｜杨律 陈正雅
音频剪辑｜王学武
宣发 商务｜孙坤
本期《周刊导播》，将先为你领读《财新周刊》封面文章《复制中国制造》，让我们先来看看，越南今日的地位是如何形成的。
1995年，在美国与越南恢复外交关系前后，当时越南工人的月工资只有200元人民币，而在东莞已达1500元，越南的人口红利明显。越南华侨杭慰瑶介绍，中国大陆企业开始成规模向越南迁移是在2010年前后，比台湾企业整整晚了约20年。2007年，越南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杭慰瑶的第二工业区开建。她说，“越香第一工业区里，七成企业来自中国台湾；第二工业区里，七成来自中国大陆，大部分来自东莞、深圳。”
但真正的高潮来始于2018年，美国宣布对中国大批输美产品加征10%或25%的关税，全球各地企业自此蜂拥至越南买地开厂，导致地价走高。
一位中国家具工厂主告诉财新，他们2018年来到平阳省，三个月先后买了三块地，每块地的成交价都在涨，第三块地还没有付定金，就有人加价10美元每平方米购买，等于转手就可以赚约60万美元，如此轻松赚钱难免令人心动，但他们最终没有靠转卖土地获利，因为自己公司85%的订单来自美国，需要在越南落地生产。
KCN投资顾问（越南）有限公司总经理牛强告诉财新，他从2016年开始帮助中国企业到越南投资建厂，最初一周才有一个咨询，慢慢变成一天有一到三个，但到2018年时，基本每天都有六七个咨询，是中国企业集中“出海”越南的一个高峰。
在这波热潮中，很多中国企业选择在有一定电子产业基础的越南北部落地。2008年，三星来到毗邻河内的北宁省，利用这里的劳动力优势建了手机工厂。此后，三星不断加码，在手机工厂附近建了显示器工厂，在河内建了研发中心，至今已在越南累计投资超过232亿美元，成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者。2017年，在苹果公司的要求下，富士康、歌尔股份、立讯精密、蓝思科技等“果链”企业纷纷沿着“三星路径”，加大在越南北部的投资。
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相比，越南北部的一大优势是与中国广西接壤，可以将“珠三角”的零部件通过陆路或海路运输过来，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
如今，北宁省中心城市北宁市俨然是20年前东莞的模样：西部是三星庞大的园区，门口停着一辆辆大巴，每天运送员工上下班；南部和东部坐落着丰田、佳能等日本企业，以及各大“果链”企业，门口进出货车不断；在市中心的玉欣公主路，南段被称为“韩国街”，每晚都有很多韩国人来这里的韩国餐厅聚餐，北段是疫情后兴起的“中国街”，布满中国超市、餐馆、酒店，不会越南语也可以在这里畅行无阻。
大部分受访企业都告诉财新，受中间品需要从中国进口并缴纳关税、人工和土地费用飞涨等因素影响，其在越南生产的产品价格普遍比中国贵15%。但是，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统计，截至今年8月，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为57.6%。而8月7日正式生效的美国对越南商品的“对等关税”为20%，与中国之间尚有37.6个百分点的差距。
这让越南依旧保留着一定的吸引力。
本期封面文章，作者张而弛，文章当中除了系统回顾了越南在制造业上的一步步崛起历程外，还详细分析了出海企业进军越南需要如何“补课”，以及怎样进一步辐射东南亚。
《越南革新新局》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之际，即将迎来国庆80周年庆典的越南也走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路口。
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苏林最受瞩目的动作，就是在短时间内大刀阔斧推行政府机构裁撤合并。这个南北长达1640公里的中南半岛国家原来有63个省市，被撤并为34个省市，“省、县、乡”三级行政管理精简为“省、乡”两级，中央政府部门也经历了大规模的合并重组。
根据越南媒体报道，截至2022年，越南共有接近200万名政府雇员。庞大的官僚队伍使得越南只能压低政府官员的薪资待遇，政府官员大约仅能拿到一个月800万到100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180元至2725元）的薪资。苏林曾表示：“为什么我们无法提高工资？因为如果在维持庞大行政体系的同时加薪，预算将有80%到90%被消耗掉，根本无力承担其他关键事务。”
此次撤并大量机构的政府改革将裁减25万人。政府需要为这些失去“铁饭碗”的公务人员提供补偿。行政体制改革的落地能否带来政府效率的改善和经济增速的提升，仍然有待落实。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波及越南之际，如何继续实施被称为“竹子外交”的地缘政治平衡术，也是苏林所面临的考验。更多内容请看《越南革新新局》。
《融资平台加速“退名单”》
从2023年7月开始的新一轮地方一揽子化债，迄今已经两年有余。地方化债的重点开始转向退出融资平台名单和融资平台自身的转型。2025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
随着中央逐渐明确退出融资平台名单的条件和程序，各地“退名单”的热情很高，转型为产投平台、通过合并重组退出融资平台名单是比较普遍的做法。
从公开信息看，被列入12个化债重点地区，也就是债务高风险地区的部分省份，融资平台“退名单”进度较快。比如2024年宁夏压降平台的比例达到76%，内蒙古、辽宁、吉林融资平台“退名单”比例也都已过半。
有资深研究人士对财新表示，在“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的理念下，有一些地方有化债锦标赛的倾向，很多省份都希望能提前完成“退名单”。目前制约一些地方“退名单”的关键因素不是隐性债务清零，而是金融债务。据他从一些金融机构了解，有些平台的金融债务没有对应的资产，或者有资产但没有现金流，债权人不同意“退名单”。
多位接受采访的市场和研究人士都提醒，一些地方“退名单”是为了新增融资，通过各种手段包装成产投主体，很多不能完全实现市场化经营；在限时转型倒逼下的重组整合，也很难算得上实质性转型。
从加快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到有力有序有效出清，融资平台化债及市场化转型进展如何？更多内容请看《融资平台加速“退名单”》。
《求解寿险业利差损》
A股的这轮牛市行情，让众多中小险企的焦虑情绪有所缓解。一名中小险企投资人士向财新表示：“公司今年给我们投资部门下的KPI是权益要实现15%的收益。靠8月这波行情，一把就给挣出来了。”
近年来，寿险业一直笼罩在“利差损”的阴云之下。当下投资收益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能缓解这种压力情绪，但是寿险业务的长期属性决定了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消散。尽管近两年随着预定利率的不断下调，新增保单成本已经显著降低，但是庞大的存量业务仍然像悬在行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潜在冲击不可小觑。
寿险业上一轮的利差损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那时，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通过新老划断、假设修订、上市注资和调整保单结构等方式，安然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但至今个别机构也难言完全解决了历史问题，带来的教训是无论对再庞大的机构，时间未必能换空间，有风险一定要及时化解。
财新获得的一份业内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人身险业已积攒了超过17万亿元的责任准备金。在这些存量负债中，大部分是负债资金成本率在3.5%及以上的普通寿险。
其中，从2019年开始热销的增额终身寿险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增额终身寿险产品虽然推动寿险业保费和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但终身保障、成本刚性、现金价值返本快等特征也显著改变了负债结构，让行业面临越来越多的长期利率风险。
部分人身险公司过去三年可能已经产生实质性利差损。数据显示，在2024年仍披露投资收益的74家公司中，有22家近三年的财务投资收益率平均值低于3.5%。
目前，行业化解利差损的方式，无外乎负债端降低成本、投资端提升收益，同时寄希望于有新外部资本的注入。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小保险公司往往面临很多掣肘因素。它们是否有实力消化存量高成本保单？上一轮大型险企消化利差损的经验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教训应如何避免？更多内容请看《求解寿险业利差损》。
《移居香港热退潮》
在社交媒体上，推广香港身份红利的帖子比比皆是：“15年免费义务教育，子女通过港澳台联考400分就能入读985，避开高考‘内卷’。”
2022年底，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振兴疫后经济，推出了门槛清晰、申请手续简便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从2023年起取消了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年度配额限制，这也让香港成为内地中产的低成本移居目的地。
两年半过去，第一批高才面临着续签考验。8月数据显示，大约1.4万逗留期限已满的高才当中，大约一半的人直接放弃申请续签，而即便是成功申请续签的人士，也只有约三分之二的人士长期居住在香港。
在当年众多申请者中，不少人是出于“羊群效应”，他们涌入香港后才发现这里能提供的高薪职位大多在金融、法律等传统行业：互联网行业的资深技术人才需要降薪入职初创企业；新能源车企的设计师来港后只能改行做平面广告设计；有些人即使带着生意来到香港，却无法适应狭小的居住空间和高成本的新生活，最终折返内地。
面对稀缺的理想职位和高昂的生活成本，不少来港家庭，采取了一种务实的双城生活策略：父亲留在内地，维持职业发展和收入来源；母亲则陪伴子女长住香港，享受香港的教育资源。
如今，无论是简单便捷的高才通计划，还是获批比例更低的优才计划，新申请的数量都明显下滑。在这些流动与选择背后，折射出香港人才政策更深层次的挑战：扩大人才规模或许不难，难的是留住真正契合本地需要的人才，也就是如何精准地吸引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人才，同时又能平衡引进人才所产生的社会矛盾，这将成为下一阶段香港人才政策必须直面的议题。
疫情引发全球性“抢人大战”，各国政策分别留下了哪些经验与教训？更多内容请看《移居香港热退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