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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你好，這裡是齊丘的思路週航。今天的航行，我們要穿越回十八世紀末的倫敦——一個工業革命剛剛燃起火焰、法國大革命的聲音傳遍歐洲的時代。
 
在那個年代，對多數女性而言，人生的劇本似乎早已寫好：生於家庭，接受有限的教育，學會繡花、彈琴、端莊行走，然後找到一位合適的丈夫，進入婚姻，成為賢妻良母。她們的思想與抱負，往往不在社會關注的範圍之內。
 
然而，1759 年，一位名叫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子誕生了。她並非天生叛逆，也不是一開始便高舉「女權」旗幟的激進者。但在曲折的人生歷程中，她以文字叩問世界——若女性與男性同樣具備理性，為何不被視為完整的公民？
 
今天，我們就要聊聊她的故事：她的生平、她的思想、她的影響，以及她留給我們的問題。
 
漂泊的童年
 
瑪麗出生在倫敦東邊的斯皮塔菲爾茲，那是一個手工業與商業交錯的街區。
 
她的父親原本繼承了一筆小財，但嗜賭成性、投資失敗，不僅揮霍了家產，還常酗酒、施暴。這樣的家庭氛圍，讓瑪麗從小感受到經濟依賴與暴力之間的惡性循環——她的母親缺乏經濟自主的能力，也無法逃離困境。
 
由於父親經常搬家，她的童年幾乎是漂泊不定的。這種不穩定的環境，卻讓她早早學會觀察不同社會階層的生活：農村的貧困、城市的擁擠、商人階層的焦慮。世界對她而言，不是一張平整的地圖，而是一幅佈滿不平等與裂痕的社會地形圖。
 
在當時的英國，女孩能接受的教育相當有限。瑪麗無緣進入大學，卻對閱讀有近乎饑渴的渴望。
 
她從少數能借閱的書籍中汲取啟蒙運動的思想——洛克的自由、盧梭的自然主義、乃至柏拉圖的理想國。只是，她很快察覺，這些男性思想家談論「人類」時，其實常常只是在談「男性」。
 
成為自己的經濟支柱
 
十八歲那年，瑪麗決定離開家庭，自力更生。
 
她曾擔任富人家的「女伴」，這裡為你介紹一下，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女伴」是一種介於家庭成員與雇員之間的特殊身份，通常由出身中產階級但經濟困窘的女性擔任。她們不像女僕那樣從事體力勞動，也不像家庭教師那樣負責正式教學，而是以陪伴、照料、社交支持為主要職責，並且協助管理家庭事務：可能會幫忙安排家務、記帳、寫信等等，但不屬於僕人。
 
在我看來，她們在日常生活中更像是雇主花錢請來的閨蜜：如散步、閱讀、訪客接待，並且提供情感支持與談話交流：在社交孤立的上流家庭中，女伴常是女主人唯一的知心人。
 
雖然不像是底層的奴僕階級那般悲慘，但這段日子讓她意識到，女性的經濟自主性直接關聯其生活尊嚴。沒有自己的收入，就意味著必須在雇主或丈夫的情緒下小心翼翼地生存。
 
1784 年，她與姐妹及朋友在倫敦郊外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她希望這裡能提供女孩更扎實的教育，而非僅僅教授「取悅男性的技能」。然而，由於資金不足、家長觀念保守，學校最終倒閉。這次失敗卻讓她對教育制度有了更深刻的批判——當社會不認可女性受同等教育時，再好的理念也難以落地。
 
踏入文學與政治的世界
 
學校關閉後，瑪麗決定進入文學圈。她開始為出版商約瑟夫·約翰遜撰寫評論、翻譯著作、創作小說。約翰遜的書店是當時自由派思想的聚會場所，她在那裡結識了激進派知識分子——包括反對奴隸制的運動者、捍衛美國獨立的政治評論家，以及討論法國大革命的革命派人士。
 
1790 年，英國議會議員兼思想家愛德蒙·柏克出版了一本批評法國大革命的著作，抨擊推翻貴族制度的行動。這裡為你補充一下，他是那個時代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未來的航行一定會提到，今天就先不展開講了。
 
瑪麗僅用幾週時間寫成《為人權辯護》這本著作，直接反駁柏克，捍衛革命理念，在她看來，這不僅是一次階級革命，其中還涵蓋了對於舊制度的控訴，其中就包含了女性自主權，這是她首次以思想家的身份在公共領域發聲。
 
雖然後來法國大革命後，女權意識並沒有如她預期的那般高漲，但我們可以從這個舉動看出，她對於女性解放的渴望。
 
 
《為女權辯護》的誕生
 
兩年後，1792 年，她出版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為女權辯護》
 
在書中，她以理性為基礎，提出三個核心主張：
 
1.   理性平等：女性與男性同樣擁有理性能力，差異是社會與教育造成的，而非天性。
 
2.   教育改革：國家應提供性別平等的教育，男女在基礎教育階段應混合受教，培養平等精神。
 
3. 女性作為公民：女性不僅是母親與妻子，也應成為獨立的社會成員，能夠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
 
她批判當時盛行的「女性美德」論述，認為其本質是將女性定型為依附男性的柔弱存在。她的文字犀利，對當時的性別秩序提出了直接挑戰。要知道，在 18 世紀末的英國，這樣的言論幾乎就是在社會舞台上逆風高飛。
 
舉盧梭為例子，他的大部分理念在當時雖然新穎，但就連這麼前衛的思想家，依舊認為：女性天生缺乏正義感，因此在各方面限制女性權利是合理的。
 
在《愛彌兒》中，盧梭設計了男孩與女孩的教育藍圖。他認為女性的天職是取悅男性、服從丈夫，並主張女性不需要像男性那樣培養理性與正義感。他寫道：「女子天生柔弱，因此她的教育應使她更順從。」
 
他甚至暗示女性的道德感是建立在情感與羞恥之上，而非理性與正義。這種觀點在當時並不罕見，但它忽略了女性缺乏教育與社會參與的結構性原因。
 
這種謬誤我們也能在孔子身上看到：《論語·陽貨》裡，孔子有一句爭議性言論：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這句話歷來爭議不斷。這句話表面上是在描述「女子」與「小人」的行為難以掌控：親近則不知分寸，疏遠則心生怨懟。但問題不只是語氣不敬，而是它所反映的整體思想架構。
 
將「女子」與「小人」並列：「小人」在儒家語境中是「品德低下者」的代稱，與「君子」相對。
 
 「女子」若被並列為「難養」的對象，暗示女性本質上與「道德不足者」同類。
 
這種語言結構不是偶然，而是將性別與道德劣性直接連結，形成一種文化偏見。
 
我想有些人可能會說，孔子這裡所提及的「女人」並非泛指所有女性，而是指當時宮廷中的侍女、妾室，或是社會中地位低下、教育不足的女性群體。這種解釋試圖將語句的侮辱性降至最低，甚至為孔子辯護，認為他並非真正貶低女性，而是針對特定角色的行為模式提出觀察。
 
但我認為，這種辯解無法掩蓋更深層的問題：即使孔子所指的是特定階層的女性，他仍未對造成這些行為的社會結構提出批判。
 
女性在當時無法接受正規教育、無法參與公共事務、無法擁有財產與自主權，她們的「不遜」與「怨懟」往往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對壓迫的反應。
 
若一個人被迫活在依附與沉默中，她的情緒與行為自然會呈現出不穩定與矛盾——這不是天性，而是制度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孔子作為一位思想奠基者，他的語言具有規範性與延續性。當他將「女子」與「小人」並列，他不只是描述現象，而是在無意中為性別歧視提供了文化正當性。這種語言結構會被後世引用、強化，成為女性被排除在「君子之道」之外的理論基礎。
 
盧梭與孔子，雖然身處不同時代與文化，但他們的思想都犯了同一種錯誤：將教育與制度造成的性別差異，誤認為是自然本性。他們未能看見，若女性從小被剝奪理性訓練與公共參與的機會，那麼她們的行為與思維就無法展現出「正義感」、「理性」或「德性」——但這並不代表她們天生缺乏這些能力。
 
我這裡並非在責怪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換作是我生在那個時代，我不一定能做的比他們好，但正因為我們活在一個能夠回望歷史、反思語言與制度的時代，我們有責任指出那些思想中的盲點與偏誤。
 
思想家的偉大，不在於他們是否完美無缺，而在於他們是否為後人留下了可以辯論、可以修正的思想材料。
 
盧梭與孔子都在各自的文化中扮演了啟蒙的角色，他們推動了教育、倫理與政治的進步。
 
但在性別議題上，他們的視野仍受限於時代的框架。他們未能將女性視為完整的理性主體，也未能質疑女性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的制度根源。
 
這並不是要否定他們的貢獻，而是要提醒我們：即使最前衛的思想，也可能在某些角落保留著偏見的陰影。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在這些陰影中點燈。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她挑戰了男性思想家的偏見，更因為她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果理性是人類的本質，那麼女性為何不被視為完整的人？這個問題，至今仍值得我們反覆思考。
 
持續的爭議與私人生活的風暴
 
在《為女權辯護》出版後，瑪麗的聲名迅速傳遍英國與歐洲的思想圈。有人讚賞她為「女性的盧梭」，有人則譏笑她「越界」。當時的報紙與雜誌，常用帶有嘲諷的筆調描寫她的外貌與情感生活，甚至用「不守女性本分」來否定她的觀點。
 
而在私人生活中，她的選擇更是挑戰當時的社會規範。1792 年，她前往法國，正值法國大革命最動盪的時期，與來自美國的冒險家吉爾伯特·伊姆萊相戀。兩人未婚同居，並在 1794 年生下女兒芬妮。
 
在 18 世紀末的英國與法國，未婚生子幾乎等同社會死亡——尤其對女性而言。瑪麗並非不知道風險，但她認為愛情與自由比遵循形式更真實。然而，伊姆萊很快失去興趣，開始冷落她，甚至在巴黎另結新歡。
 
瑪麗的心情一度跌入谷底，她曾在泰晤士河畔試圖結束生命，被路人救起。她在信中坦承，這並非衝動，而是覺得「世界已無可留戀」。然而，她還是重新站了起來——這一次，她用旅行與寫作療癒自己。
 
從情感廢墟中重建思想
 
1795 年，瑪麗與哲學家威廉·戈德溫相識。戈德溫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重要先驅，他們的交流從書信開始，談論政治、教育與道德哲學。兩人都不喜歡傳統婚姻制度，但在懷孕後，為了避免社會對孩子的不公待遇，他們決定正式結婚。
 
這段婚姻並不長久——1797 年，瑪麗在生下第二個女兒瑪麗·雪萊後，因產褥熱離世，年僅 38 歲。她的遺作與日記由戈德溫出版，卻意外引發爭議——因為書中坦率記錄了她的情感關係、旅行經歷與對婚姻的質疑，當時的社會無法接受一位女性如此直白地表達欲望與獨立。
諷刺的是，這些爭議在短期內損害了她的聲譽，但在長遠歷史中，卻成為她誠實與勇氣的證明。
 
總結與反思
 
從十八世紀末的倫敦，到今天的我們，性別平等的航程已經航行了兩百多年。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像是第一批勇敢離港的船長，她用文字衝撞舊制度的海岸線，告訴我們理性並不分性別，教育應該是每個人的權利。
 
她的一生並不完美，甚至帶著時代無法理解的爭議。但正因如此，她的故事提醒我們——推動改變的人，往往同時承受著批評與孤立；而思想的力量，不在於它是否立即被接受，而在於它能否在時間的流沙中，依然照亮未來。
 
今天的我們，也許不需要再為女性的受教育權而戰，但我們仍需要警惕那些隱形的框架——它們可能藏在語言、職場制度、媒體敘事，甚至我們自己不自覺的期待裡。
 
平等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場持續的航行。
 
好了，今天的航行先到這邊，希望這些內容對你有幫助。
 
最後我給你留個問題：「在今天的社會中，你能想到一位繼承了瑪麗精神的現代人物嗎？他挑戰的又是什麼樣的『舊港口』？」歡迎留言和我互動，我每五集會精選幾個留言和大家分享，留言的連結已經放在了文稿開頭，我們下週二見。
 
祝夏安，2025年8月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