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里一个精通中文的老教授，他除了教授中国现代史外，他还在科罗拉多大学开了堂现代汉语课程，是个十足十的中国通。这个来自丹佛西边中央城（Central City）的外国人一生机遇蛮与众不同的。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不久就投身军旅的他，原本雄心壮志的想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对抗刚刚推翻沙俄的布尔什维克，没想到被派到菲律宾一待就待了四年，想被派驻日本才报名了训练军人外国语言的课程，反而糊里糊涂的被派到了中国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也是在这里开始了他和中国一生的不解之缘。那一年是1924年，他的名字叫做大卫包瑞德（David D. Barrett）。在这时期，他练了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腔，就连四书五经也难不倒他。1927年是他的仕途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被调任到驻守天津的第15步兵团，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个伯乐，步兵团指挥官乔治马歇尔中校（Lt. Col. George Marshall） ，和营长约瑟夫史迪威少校（Maj. Joseph Stilwell）。在他们的提携下，1931年他被调任为第15步兵团的情报官，为美国搜集中国政府的情报，任内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清党时的血腥。1934年他再被调任到北京的美国公使馆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这时他的指挥官是老长官，已经晋升为上校的史迪威，在这任内，他又第一手看到日军侵华的暴行，亲眼目睹了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卢沟桥事变。1942年已经是上校的包瑞德，晋升为陪都重庆美国公使馆的首席武官（Chief Attache），成为了重庆政府和驻华美军沟通主要的桥梁。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总统不和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他和主导美国二战策略的马歇尔将军一直希望国共不要互扯后腿，可以以大局为重，联合抗日，1944年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下，包瑞德又被委以重任，成为了两位将军主导，试图和当时在延安政府建立沟通渠道的美军观察团（US Army Observation Group）的组长。那时包瑞德和团员一同到延安去生活了一阵子，在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和中共领导层做了近距离的接触，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让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了中立态度，动摇了他们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尔后他也参与了由美国驻华赫尔利大使（Amb. Patrick Hurley） 和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 ） 主导的国共合作协商，在协商期间，和中共领导层关系不错的包瑞德又被魏德迈将军秘密派到延安去试探美军和共军是否有在西南战场合作的空间，没想到此举打乱了和重庆政府关系极好的赫尔利大使的布局，让赫尔利大使在华府极力反对晋升包瑞德为准将的提案，让这个提案胎死腹中，成也中国，败也中国，让包瑞德成为了华府和国共角力下的牺牲品。您知道吗，其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包瑞德也在那里，由于他和中共领导层的交情，在没有受邀出席的情况下，保安也没有阻止已经回任大使馆武官的包瑞德用他的照相机，在迁台前夕，拍下了当时的一些珍贵画面，他在迁台几年后就退伍，由于早前的亲共立场，也曾遭遇过五十年代麦卡锡时期的白色恐怖（McCarthyism），劫后余生的他，洗净铅华回到家乡的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平平淡淡的度过余生。到他晚年，大学的学生们只知道他是个和蔼可亲，操着北京腔，一个比许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老教授，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堂上侃侃而谈的中国现代史，其实也是他的故事，在许多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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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里一个精通中文的老教授，他除了教授中国现代史外，他还在科罗拉多大学开了堂现代汉语课程，是个十足十的中国通。这个来自丹佛西边中央城（Central City）的外国人一生机遇蛮与众不同的。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不久就投身军旅的他，原本雄心壮志的想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对抗刚刚推翻沙俄的布尔什维克，没想到被派到菲律宾一待就待了四年，想被派驻日本才报名了训练军人外国语言的课程，反而糊里糊涂的被派到了中国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也是在这里开始了他和中国一生的不解之缘。那一年是1924年，他的名字叫做大卫包瑞德（David D. Barrett）。在这时期，他练了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腔，就连四书五经也难不倒他。1927年是他的仕途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被调任到驻守天津的第15步兵团，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个伯乐，步兵团指挥官乔治马歇尔中校（Lt. Col. George Marshall） ，和营长约瑟夫史迪威少校（Maj. Joseph Stilwell）。在他们的提携下，1931年他被调任为第15步兵团的情报官，为美国搜集中国政府的情报，任内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清党时的血腥。1934年他再被调任到北京的美国公使馆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这时他的指挥官是老长官，已经晋升为上校的史迪威，在这任内，他又第一手看到日军侵华的暴行，亲眼目睹了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卢沟桥事变。1942年已经是上校的包瑞德，晋升为陪都重庆美国公使馆的首席武官（Chief Attache），成为了重庆政府和驻华美军沟通主要的桥梁。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总统不和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他和主导美国二战策略的马歇尔将军一直希望国共不要互扯后腿，可以以大局为重，联合抗日，1944年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下，包瑞德又被委以重任，成为了两位将军主导，试图和当时在延安政府建立沟通渠道的美军观察团（US Army Observation Group）的组长。那时包瑞德和团员一同到延安去生活了一阵子，在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和中共领导层做了近距离的接触，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让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了中立态度，动摇了他们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尔后他也参与了由美国驻华赫尔利大使（Amb. Patrick Hurley） 和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 ） 主导的国共合作协商，在协商期间，和中共领导层关系不错的包瑞德又被魏德迈将军秘密派到延安去试探美军和共军是否有在西南战场合作的空间，没想到此举打乱了和重庆政府关系极好的赫尔利大使的布局，让赫尔利大使在华府极力反对晋升包瑞德为准将的提案，让这个提案胎死腹中，成也中国，败也中国，让包瑞德成为了华府和国共角力下的牺牲品。您知道吗，其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包瑞德也在那里，由于他和中共领导层的交情，在没有受邀出席的情况下，保安也没有阻止已经回任大使馆武官的包瑞德用他的照相机，在迁台前夕，拍下了当时的一些珍贵画面，他在迁台几年后就退伍，由于早前的亲共立场，也曾遭遇过五十年代麦卡锡时期的白色恐怖（McCarthyism），劫后余生的他，洗净铅华回到家乡的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平平淡淡的度过余生。到他晚年，大学的学生们只知道他是个和蔼可亲，操着北京腔，一个比许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老教授，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堂上侃侃而谈的中国现代史，其实也是他的故事，在许多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都在那里。
1882年的4月，科州的天气已经渐渐的回暖，那是科州加入联邦的第六年，随着美国的银元政策，也带动了以莱德维尔（Leadville）为主的银矿业欣欣向荣，也让泰伯先生（Horace Tabor）富甲一方，在丹佛和莱德维尔都建造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歌剧院，尤其在丹佛16街和科提斯上的泰伯大歌剧院（Tabor Grand Opera House）更是富丽堂皇，每有演出都汇集了城中许多的政商名流，名媛们争奇斗艳，好不热闹。1882年，城中名媛最期待应该是4月中在泰伯大歌剧的爱尔兰浪漫文豪王尔德（Oscar Wilde）的两场演讲。徐志摩曾引用王尔德的名言“我是要在生命中实现诗的”，而徐志摩的一生也和王尔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一样的才情洋溢，一样的离经叛道，一样的英年早逝，1881年27岁王尔德的诗集让英国文坛惊艳，他对情感赤裸裸，淋漓尽致的描往往让人许多人不能克制对他的作品着迷，也让他在大西洋这一头同样的声名大噪，有着谜一般的色彩，大家都想一睹这一位特立独行美男子的庐山真面目，而王尔德1882年在全美各城市的巡回演讲也让他在美国赢得了万千的掌声。那一年王尔德旋风式的在4月13日到15日之间在科州做了四场谈吐机智，关于装潢艺术的演讲，两场在丹佛泰伯大歌剧院，一场在莱德维尔泰伯歌剧院（Tabor Opera House），一场在科泉的歌剧院（Opera House），场场座无虚席，赢得了一致的好评。王尔德的一生大起大落，19世纪80年代初露头角，90年代初期达到事业巅峰，是英国最富传奇，最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到了90年代末期又是同样惊世骇俗为了追求自己不为世人接受的同性爱情而不惜离婚，坐牢，流亡，到身败名裂，年仅46岁就孤独的郁郁而终。和梁启超在为徐志摩和陆小曼证婚时所说的“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相比，王尔德的思想比时代走整整快了一百年，更离经叛道，更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时至今日，许多王尔德的名言，“爱，始于自我欺骗，终于欺骗他人，这就是所谓的浪漫”；“一个人总是可以善待他毫不在意的人”；“情感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误入歧途”等等，还是那么的一针见血，那么的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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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里一个精通中文的老教授，他除了教授中国现代史外，他还在科罗拉多大学开了堂现代汉语课程，是个十足十的中国通。这个来自丹佛西边中央城（Central City）的外国人一生机遇蛮与众不同的。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不久就投身军旅的他，原本雄心壮志的想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对抗刚刚推翻沙俄的布尔什维克，没想到被派到菲律宾一待就待了四年，想被派驻日本才报名了训练军人外国语言的课程，反而糊里糊涂的被派到了中国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也是在这里开始了他和中国一生的不解之缘。那一年是1924年，他的名字叫做大卫包瑞德（David D. Barrett）。在这时期，他练了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腔，就连四书五经也难不倒他。1927年是他的仕途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被调任到驻守天津的第15步兵团，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个伯乐，步兵团指挥官乔治马歇尔中校（Lt. Col. George Marshall） ，和营长约瑟夫史迪威少校（Maj. Joseph Stilwell）。在他们的提携下，1931年他被调任为第15步兵团的情报官，为美国搜集中国政府的情报，任内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清党时的血腥。1934年他再被调任到北京的美国公使馆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这时他的指挥官是老长官，已经晋升为上校的史迪威，在这任内，他又第一手看到日军侵华的暴行，亲眼目睹了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卢沟桥事变。1942年已经是上校的包瑞德，晋升为陪都重庆美国公使馆的首席武官（Chief Attache），成为了重庆政府和驻华美军沟通主要的桥梁。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总统不和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他和主导美国二战策略的马歇尔将军一直希望国共不要互扯后腿，可以以大局为重，联合抗日，1944年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下，包瑞德又被委以重任，成为了两位将军主导，试图和当时在延安政府建立沟通渠道的美军观察团（US Army Observation Group）的组长。那时包瑞德和团员一同到延安去生活了一阵子，在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和中共领导层做了近距离的接触，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让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了中立态度，动摇了他们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尔后他也参与了由美国驻华赫尔利大使（Amb. Patrick Hurley） 和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 ） 主导的国共合作协商，在协商期间，和中共领导层关系不错的包瑞德又被魏德迈将军秘密派到延安去试探美军和共军是否有在西南战场合作的空间，没想到此举打乱了和重庆政府关系极好的赫尔利大使的布局，让赫尔利大使在华府极力反对晋升包瑞德为准将的提案，让这个提案胎死腹中，成也中国，败也中国，让包瑞德成为了华府和国共角力下的牺牲品。您知道吗，其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包瑞德也在那里，由于他和中共领导层的交情，在没有受邀出席的情况下，保安也没有阻止已经回任大使馆武官的包瑞德用他的照相机，在迁台前夕，拍下了当时的一些珍贵画面，他在迁台几年后就退伍，由于早前的亲共立场，也曾遭遇过五十年代麦卡锡时期的白色恐怖（McCarthyism），劫后余生的他，洗净铅华回到家乡的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平平淡淡的度过余生。到他晚年，大学的学生们只知道他是个和蔼可亲，操着北京腔，一个比许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老教授，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堂上侃侃而谈的中国现代史，其实也是他的故事，在许多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都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