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里一个精通中文的老教授，他除了教授中国现代史外，他还在科罗拉多大学开了堂现代汉语课程，是个十足十的中国通。这个来自丹佛西边中央城（Central City）的外国人一生机遇蛮与众不同的。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不久就投身军旅的他，原本雄心壮志的想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对抗刚刚推翻沙俄的布尔什维克，没想到被派到菲律宾一待就待了四年，想被派驻日本才报名了训练军人外国语言的课程，反而糊里糊涂的被派到了中国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也是在这里开始了他和中国一生的不解之缘。那一年是1924年，他的名字叫做大卫包瑞德（David D. Barrett）。在这时期，他练了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腔，就连四书五经也难不倒他。1927年是他的仕途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被调任到驻守天津的第15步兵团，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个伯乐，步兵团指挥官乔治马歇尔中校（Lt. Col. George Marshall） ，和营长约瑟夫史迪威少校（Maj. Joseph Stilwell）。在他们的提携下，1931年他被调任为第15步兵团的情报官，为美国搜集中国政府的情报，任内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清党时的血腥。1934年他再被调任到北京的美国公使馆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这时他的指挥官是老长官，已经晋升为上校的史迪威，在这任内，他又第一手看到日军侵华的暴行，亲眼目睹了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卢沟桥事变。1942年已经是上校的包瑞德，晋升为陪都重庆美国公使馆的首席武官（Chief Attache），成为了重庆政府和驻华美军沟通主要的桥梁。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总统不和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他和主导美国二战策略的马歇尔将军一直希望国共不要互扯后腿，可以以大局为重，联合抗日，1944年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下，包瑞德又被委以重任，成为了两位将军主导，试图和当时在延安政府建立沟通渠道的美军观察团（US Army Observation Group）的组长。那时包瑞德和团员一同到延安去生活了一阵子，在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和中共领导层做了近距离的接触，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让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了中立态度，动摇了他们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尔后他也参与了由美国驻华赫尔利大使（Amb. Patrick Hurley） 和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 ） 主导的国共合作协商，在协商期间，和中共领导层关系不错的包瑞德又被魏德迈将军秘密派到延安去试探美军和共军是否有在西南战场合作的空间，没想到此举打乱了和重庆政府关系极好的赫尔利大使的布局，让赫尔利大使在华府极力反对晋升包瑞德为准将的提案，让这个提案胎死腹中，成也中国，败也中国，让包瑞德成为了华府和国共角力下的牺牲品。您知道吗，其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包瑞德也在那里，由于他和中共领导层的交情，在没有受邀出席的情况下，保安也没有阻止已经回任大使馆武官的包瑞德用他的照相机，在迁台前夕，拍下了当时的一些珍贵画面，他在迁台几年后就退伍，由于早前的亲共立场，也曾遭遇过五十年代麦卡锡时期的白色恐怖（McCarthyism），劫后余生的他，洗净铅华回到家乡的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平平淡淡的度过余生。到他晚年，大学的学生们只知道他是个和蔼可亲，操着北京腔，一个比许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老教授，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堂上侃侃而谈的中国现代史，其实也是他的故事，在许多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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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里一个精通中文的老教授，他除了教授中国现代史外，他还在科罗拉多大学开了堂现代汉语课程，是个十足十的中国通。这个来自丹佛西边中央城（Central City）的外国人一生机遇蛮与众不同的。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不久就投身军旅的他，原本雄心壮志的想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对抗刚刚推翻沙俄的布尔什维克，没想到被派到菲律宾一待就待了四年，想被派驻日本才报名了训练军人外国语言的课程，反而糊里糊涂的被派到了中国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也是在这里开始了他和中国一生的不解之缘。那一年是1924年，他的名字叫做大卫包瑞德（David D. Barrett）。在这时期，他练了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腔，就连四书五经也难不倒他。1927年是他的仕途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被调任到驻守天津的第15步兵团，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个伯乐，步兵团指挥官乔治马歇尔中校（Lt. Col. George Marshall） ，和营长约瑟夫史迪威少校（Maj. Joseph Stilwell）。在他们的提携下，1931年他被调任为第15步兵团的情报官，为美国搜集中国政府的情报，任内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清党时的血腥。1934年他再被调任到北京的美国公使馆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这时他的指挥官是老长官，已经晋升为上校的史迪威，在这任内，他又第一手看到日军侵华的暴行，亲眼目睹了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卢沟桥事变。1942年已经是上校的包瑞德，晋升为陪都重庆美国公使馆的首席武官（Chief Attache），成为了重庆政府和驻华美军沟通主要的桥梁。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总统不和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他和主导美国二战策略的马歇尔将军一直希望国共不要互扯后腿，可以以大局为重，联合抗日，1944年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下，包瑞德又被委以重任，成为了两位将军主导，试图和当时在延安政府建立沟通渠道的美军观察团（US Army Observation Group）的组长。那时包瑞德和团员一同到延安去生活了一阵子，在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和中共领导层做了近距离的接触，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让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了中立态度，动摇了他们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尔后他也参与了由美国驻华赫尔利大使（Amb. Patrick Hurley） 和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 ） 主导的国共合作协商，在协商期间，和中共领导层关系不错的包瑞德又被魏德迈将军秘密派到延安去试探美军和共军是否有在西南战场合作的空间，没想到此举打乱了和重庆政府关系极好的赫尔利大使的布局，让赫尔利大使在华府极力反对晋升包瑞德为准将的提案，让这个提案胎死腹中，成也中国，败也中国，让包瑞德成为了华府和国共角力下的牺牲品。您知道吗，其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包瑞德也在那里，由于他和中共领导层的交情，在没有受邀出席的情况下，保安也没有阻止已经回任大使馆武官的包瑞德用他的照相机，在迁台前夕，拍下了当时的一些珍贵画面，他在迁台几年后就退伍，由于早前的亲共立场，也曾遭遇过五十年代麦卡锡时期的白色恐怖（McCarthyism），劫后余生的他，洗净铅华回到家乡的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平平淡淡的度过余生。到他晚年，大学的学生们只知道他是个和蔼可亲，操着北京腔，一个比许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老教授，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堂上侃侃而谈的中国现代史，其实也是他的故事，在许多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都在那里。
最近纽约克莱斯勒大楼（Chrysler Building）又再找寻新买家，这一栋在1928年建成的摩天大楼曾一度是美国最高的建筑物，这些年来易手了无数次，有许多大亨都把拥有这座美国地标当成无上光荣，但这大楼似乎也有着魔咒，不少曾经拥有它的商业巨子后来都黯然收场，而其中曾经是大楼主人，韦伯纳普地产开发公司（ Webb and Knapp）的泽肯多夫先生（William Zeckendorf, Sr.）就是一个例子。威廉泽肯多夫在在上世纪三零到六零年代是美国地产界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有许多人说八零年代的特朗普就看得到泽肯多夫的影子。许多纽约的摩天大楼都是出于他执掌的韦伯纳普地产开发公司之手。在科州也看得到不少韦伯纳普公司的杰作，包括已经改建成丹佛喜来登酒店的泽肯多夫广场（Zeckendorf Plaza）和在波德（Boulder）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读过我们之前文章的朋友应该会记得，这些除了是曾经代表科州的著名建筑物外，还都出自同一个建筑师之手，这一位就是美国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I.M. Pei）。在一定程度上，贝老的发迹是因为泽肯多夫先生慧眼识英雄，在四零年代把才三十多岁，刚刚崭露头角的贝老招揽到当年风头一时无两的韦伯纳普公司做建筑师，而贝老也不负所托，为该公司设计出了许多旷世的建筑杰作。翻阅旧报纸，偶然看到了三张贝老代表韦伯纳普公司到科州出席活动时的留影，一张是1954年是青年才俊才37岁的贝老偕同包括泽肯多夫先生等公司高层到丹佛出席泽肯多夫广场的建筑发布会，另一张是1956年是贝老到当年的丹尼尔费雪百货（Daniel & Fisher Department Store）领取建筑成就奖时和老市长夫人和丹佛士绅谈笑风生的身影，最后一张是贝老在1968年韦伯纳普公司破产后接手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建筑项目的一场新闻发布会。藉由这三张不同年代的照片，带出了这些科州地标性建筑物和贝老，泽肯多夫先生与韦伯纳普公司的这一段早已被人遗忘的渊源。您现在也知道那些年的这些人在科州做的那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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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里一个精通中文的老教授，他除了教授中国现代史外，他还在科罗拉多大学开了堂现代汉语课程，是个十足十的中国通。这个来自丹佛西边中央城（Central City）的外国人一生机遇蛮与众不同的。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不久就投身军旅的他，原本雄心壮志的想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对抗刚刚推翻沙俄的布尔什维克，没想到被派到菲律宾一待就待了四年，想被派驻日本才报名了训练军人外国语言的课程，反而糊里糊涂的被派到了中国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也是在这里开始了他和中国一生的不解之缘。那一年是1924年，他的名字叫做大卫包瑞德（David D. Barrett）。在这时期，他练了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腔，就连四书五经也难不倒他。1927年是他的仕途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被调任到驻守天津的第15步兵团，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个伯乐，步兵团指挥官乔治马歇尔中校（Lt. Col. George Marshall） ，和营长约瑟夫史迪威少校（Maj. Joseph Stilwell）。在他们的提携下，1931年他被调任为第15步兵团的情报官，为美国搜集中国政府的情报，任内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清党时的血腥。1934年他再被调任到北京的美国公使馆做助理武官（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这时他的指挥官是老长官，已经晋升为上校的史迪威，在这任内，他又第一手看到日军侵华的暴行，亲眼目睹了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卢沟桥事变。1942年已经是上校的包瑞德，晋升为陪都重庆美国公使馆的首席武官（Chief Attache），成为了重庆政府和驻华美军沟通主要的桥梁。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总统不和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他和主导美国二战策略的马歇尔将军一直希望国共不要互扯后腿，可以以大局为重，联合抗日，1944年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下，包瑞德又被委以重任，成为了两位将军主导，试图和当时在延安政府建立沟通渠道的美军观察团（US Army Observation Group）的组长。那时包瑞德和团员一同到延安去生活了一阵子，在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和中共领导层做了近距离的接触，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让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了中立态度，动摇了他们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尔后他也参与了由美国驻华赫尔利大使（Amb. Patrick Hurley） 和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 ） 主导的国共合作协商，在协商期间，和中共领导层关系不错的包瑞德又被魏德迈将军秘密派到延安去试探美军和共军是否有在西南战场合作的空间，没想到此举打乱了和重庆政府关系极好的赫尔利大使的布局，让赫尔利大使在华府极力反对晋升包瑞德为准将的提案，让这个提案胎死腹中，成也中国，败也中国，让包瑞德成为了华府和国共角力下的牺牲品。您知道吗，其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包瑞德也在那里，由于他和中共领导层的交情，在没有受邀出席的情况下，保安也没有阻止已经回任大使馆武官的包瑞德用他的照相机，在迁台前夕，拍下了当时的一些珍贵画面，他在迁台几年后就退伍，由于早前的亲共立场，也曾遭遇过五十年代麦卡锡时期的白色恐怖（McCarthyism），劫后余生的他，洗净铅华回到家乡的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平平淡淡的度过余生。到他晚年，大学的学生们只知道他是个和蔼可亲，操着北京腔，一个比许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老教授，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堂上侃侃而谈的中国现代史，其实也是他的故事，在许多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都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