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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来的。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我不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会巧；然而敢说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又敢说不懂规矩的人，绝对不会巧；无规矩的，绝对不算巧。所以本讲义所讲，只是规矩，间有涉及巧的方面，不过作为附带。

诸君听这段话，切勿误认我所讲的与什么文章轨范什么桐城义法同类。那种讲法，都是于规矩外求巧，他所讲的规矩，多半不能认为正当规矩。我所要讲的，只是极平实简易，而经过一番分析，有途径可循的规矩。换句话说：就是怎样地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的规矩。

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有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地照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这个要求，看似寻常，其实实行做到，极不容易。试把它分析一下：

（1）该说的话：该说的话，是构成文章必要的原料。作文第一步，先把原料搜集齐备，便要判断哪种原料是要的，那种是不要的。要不要的标准，要相题而定。——又要看时候如何，又要看作者地位如何，又要看读者地位如何。例如作一篇《南开暑期学校记》和作一篇《论暑期学校之功用》，关于暑期学校的原料可以彼此通用的虽然甚多，然而两篇所应去应取当然不同。同是这两个题目，今年作的，和三两年后作的，所说话当然不同。同是作记，以南开为主体，与以暑期学校为主体，所该说的话当然各各不同。同是作论，对办学的人说，和对学生说，所该说的话当然各各不同。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说，都是文家第一大忌。该说的不说，我们在古人文中很难举出确例，因为我们认为该说的话，也许作者当时实在没有完备的材料；然而也有许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司马迁作的《孟子荀卿列传》，他所根据的资料——《孟子》《荀子》两部书现在尚存，我们子细研究一下，便发见出传中该说而未说的话很多。不该说而说，可以算是二千年来文人通病。有名的六朝骈体文，和唐宋八家文，依我看来，总是可以不说的话居十之八九。因为他们不是有话在肚子里要说才做文，乃是因为要做文才勉强找话来说。还有许多话，在这个人是该说的，在那个人是不该说的；在这时候是该说的，在那时候是不该说的。例如最近黎黄陂复职前所发的“鱼电”，可以说是人人该说的话，也可以说是黄陂无论何时都该说的话，独有黄陂自己打定主意承认复职前之数日，便不该说。学作文的人，先要自己定出个立脚点，然后根据这立脚点把该说的话定出个范围。这是第一种规矩。这种规矩是有普遍原则可以求得的。

（2）要说的照原样说出：原样有两种：一、客观的原样；二、主观的原样。客观的原样，指事物之纯粹客观性，像画画一般，画某人便的确是某人，画那处风景便的确是那处风景。这是做记载文最必要的条件。主观的原样，指作者心里头的印象，要把他毫厘不爽的复现到纸墨上来。两者之中，尤以主观的为最紧要。因为任凭你如何主张纯客观的作品，那客观的事物总须经过一番观察审定别择才用来入文，不能绝对的与主观相离。文家临到下笔时，已经把一切客观的都成为“主观化”了。所以能彀把主观的原样完全表出，便算尽文章能事。但这句话却很不容易实现。我们拿着一个题目，材料也有了，该说话的范围也定了，但对于所有材料，往往就苦于无法驾驭。有时材料越发多越发弄得狼狈，闹到说得一部分来丢了一部分，把原有的意思都走了；又或意思格格不达，写到纸上的和怀在心中的完全两样。想医第一种病，最紧要是把思想理出个系统来，然后将材料分种类分层次令他配搭得宜。想医第二种病，最要紧是提清主从关系，常常顾着主眼所在，一切话都拥护这主眼，立于辅助说明的地位。这又是作文最重要的规矩。这种规矩也是有普遍原则可以求得的。

（3）令读者完全了解：这句话看着像很容易，其实不然。我自己读许多有名的古文，便不了解他真意何在。所以令人不了解之故有四〔二〕：其一，谬为高古，搬上满纸难字或过去的文法，令人连句也点不断，段落也分不清。其二，没有论理学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