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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以前有句話：「山高皇帝遠」，或者「帝力於我何有哉？」，現實裡的地方社會，例如鄉村世界並那樣簡單，皇帝不遠，帝力還是可以發揮作用的。但是，既然朝廷衙門向下只到縣城，縣以下的鄉村的帝力，即治理是如何達成的？
有一位政治理論學者卡利韋斯(Andreas Kalyvas)，他認為，我們要注意到民主政治的「非常態」，非常態裡有他稱之為制憲力量（constitutive power），它是「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在民主常規壓抑後蘇醒的狀態，人們重新去確認自決及自治的至高權力，它挑戰既有的建制及權力平衡，卻又不是徹底推翻政權的革命時刻。從較為經驗主義的觀點看，我們可以說它是現代政治裡較為動態與衝突的一面。
我不知道，尹錫悅是否讀過施密特，或是他真的視全斗煥為偶像，還是把部份民眾持續對朴正熙的懷緬之情過份放大，因此便憑空標籤反對者為「無恥親北韓叛國勢力」以宣佈戒嚴，出動軍隊包圍及企圖抓捕議員。總的來說，他的戒嚴說辭既有韓國軍事強人（全斗煥、朴正熙）特色，也是施密特的主權式宣佈例外狀態的演練。當然，施密特沒有談及民主議會以至民眾是否有可能爭奪「人民主權」的代表性，或起碼否決例外狀態的權力。然而，當韓國人民在獨裁時期的集體記憶被喚起，在野黨及抗議的群眾頓成為最有資格的人民主權代表，反手把總統變成人民的敵人。
Andreas Kalyvas, 2008,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 Max Weber, Carl Schmitt, and Hannah Arendt. Cambridge UP.
Michael Denning, 2004.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Americans: Reconsidering Democracy in America.”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ree Worlds, 192-208. London: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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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雖然有負面意義，但也有它的社會功能，它是一個最簡潔的意象，匯聚了民眾對政府，以至香港整個房地產市場的不滿，形成一種持續的社會壓力，鞭策所有人直面殘酷的社會現實，是個相當典型的現實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說它是建構，絕不是說它無中生有，相反，它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既引來新聞媒體持續的報導追訪，也引起同情與同感，電影電視以劏房居民故事為題材的作品也不絕如縷，社會服務界亦把劏房戶視為貧窮的同義詞，開展各種不同形式的扶貧項目。總而言之，它成為一個大眾情感、論述及敘事反覆投注其中的對象，也是一個實踐與介入的客觀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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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一次「回歸資本主義」之前的兩天，著名的美國馬克思主義文化評論家詹明遜（Fredric Jameson）逝世，他終生沒有像馬克思晚年那樣，把大部份心力放在解開資本主義秘密的工作之上，卻拼命地評論種種文藝與流行文化文本，然而，他卻對「回歸資本主義」有獨特見解：
「有關社會主義，我們會碰到更多令人困惑難以解決的兩難，涉及共同體或集體⋯⋯沒有非超驗的資本經濟機制，所有訴諸於道德激勵（例如切古華拉）或政治掛帥（如毛主義）的努力都會快速耗盡生命力，最後剩下兩個雙生兒般的另類選擇：回到資本主義，或建立這個或那個現代形式的「東方專制主義」。」
著名的美國馬克思主義文化評論家詹明遜（Fredric Jameson）逝世，他終生沒有像馬克思晚年那樣，把大部份心力放在解開資本主義秘密的工作之上，卻拼命地評論種種文藝與流行文化文本，然而，他卻對「回歸資本主義」有獨特見解：
「有關社會主義，我們會碰到更多令人困惑難以解決的兩難，涉及共同體或集體⋯⋯沒有非超驗的資本經濟機制，所有訴諸於道德激勵（例如切古華拉）或政治掛帥（如毛主義）的努力都會快速耗盡生命力，最後剩下兩個雙生兒般的另類選擇：回到資本主義，或建立這個或那個現代形式的「東方專制主義」。」
平心而論，「仇日」不是官方的主要目的，當政者不是希望搞壞民眾與日本人的關係，真正目的是要建構愛國主義⋯⋯它未必是白紙黑字的思想課教科書，而是散佈各處的隱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甚至在流行文化及互聯網上一種情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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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裔台灣人」論，在歷史文獻、人口普查以至日常觀察也找不到任何根據，只有在華文網絡世界某些角落裡莫名奇妙地流傳。⋯⋯
1841年的〈義律公告〉說：「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且未奉國主另降諭旨之先，擬應大清律例規矩之治，居民除不拷訊硏鞫外，其餘稍無所改。凡有長老治理鄉里者，仍聽如舊。」但到底香港華人是否由大清律例所治？1946年的潮州人是否仍然認為鄉例適用，殺所謂「姦夫淫婦」是否可以？
1946年1月12日，男子林添章（37歲）被控於大埔錦山村35號槍殺其繼母李樹嬌（49歲）。這是香港重光後的第一宗謀殺案，這說明了戰後香港社會甚麼特性？
「2009年南投縣埔里鎮年僅27歲的婦女林于如，因積欠賭債，為詐領保險金，殺害自己的母親、毒死婆婆及丈夫，最高法院在2013年6月14日判處死刑定讞，成為台灣第四位女性死囚。」（維基百科）
她真是「驚世媳婦」與「黑寡婦」嗎？這樣描繪林于如是準確嗎？對她公平嗎？有沒有另一種更合理的描繪？
作者胡慕情是自由記者，曾任職台灣立報及公視，主跑環境議題與社會運動，現任鏡文學文化組採訪主任；她的評論及專題報導見於報導者及端傳媒，曾獲不少新聞及圖書大獎。
明朝的崩潰的原因，就是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及無能腐敗的士大夫？
歷史學家卜正民的新著（2023英文原著，2024中譯本）嘗試整理氣候與糧價資料，指出這才是導致大明崩潰的最根本的原因。
作者裴敏欣為美籍華人政治學家，專長為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任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他在新著中勾劃出一個「人民戰爭」式的中國情報系統的歷史及結構。
今集介紹游靜對《富貴逼人》系列及周星馳電影的分析。
「從階級差異矛盾發掘笑料，站在小人物的位置表達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科技文明的反抗，也是二十世紀初全球喜劇電影的底色。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在大半個二十世紀電影史的發展歷程中，其喜劇進路竟然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關注；在八、九十年代，大約九七年以前的十年間，在貼近當代社會呈現的同時，風格上卻回到中國敘事電影不注重發展情節的前現代階段⋯⋯」
「周星馳在《長江七號》之前的作品，經常把對階級與被殖民身分（包括對國族、本土）等焦慮移置在關於性別失常的笑話上，讓觀眾認同周星馳身處（各種）制度底層之餘累積的負面情緒，發洩在一個看來無關痛癢，自己相對安全的領域上，獲得一種重新的自我肯定：不論你多給人看/揍扁，不論你跌倒多少次，你都不會像如花這樣明顯醜陋/「變態」/不知「羞恥」吧。」
甚麼是香港電影的源頭？游靜沒有給我們答案，卻給了不少我們意想不到線索。
1930年上海是中國甚至是東亞地區的電影中心，當中有不少廣東人，包括著名的阮玲玉及胡蝶，她們算是香港電影工作的鼻祖嗎？
由上海到香港，游靜發現一個「姊妹家國」的次類型電影，十分有趣。
參考書目：
Edward, Said.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Klein, Christina. 2003.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比起《國王與我》，《幕府將軍》的小說或如今的版本可以說一種進步，把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東西重新處理，可以說是後或新冷戰的東方主義。例如小說描繪西方人眼中日本人的野蠻、殘忍及不可理喻，武士動不動便砍頭、切腹等等，但由於這次電視劇改編的細節夠多（集數也較第一個版本長），更加上十分刻意安排鞠子全程當語言及文化翻譯，因此，劇中的英國人John Blackthorne （Cosmo Jarvis）與觀眾像個初出道的人類學家，體驗文化衝擊與差異。」
本集以薩依德的對位閱讀，解讀一下《三體》。 Edward, Said.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Vintage. 「不禁讓人聯想到新冷戰，美國以至西方國家對中國威脅的恐懼，但若這真是個威脅，難道西方國家沒有責任嗎？中國「崛起」美國沒有貢獻？嚴格來說，電視劇渲染的不是薩依德說的東方主義或東方專制論，當中的遺緒，經過大量科幻處理，勉強可稱為「黄禍論」，卻又不太有種族主義色彩⋯⋯」
香港垃圾徵費政策為甚麼喚不起市民的熱情？而且還怨聲載道？
Max Liboiron and Josh Lepawsky. 2022. Discard Studies: Wasting, Systems, and Power. MIT Press
介紹Alison Young (2010) The Scene of Violence: Cinema, Crime, Affect
為甚麼風平浪靜時，國家要想像自己身處危機？
為甚麼要為各種各樣未可知的危機立法、禁止，甚至出兵？
為甚麼要國家安全成為一種不惜一切代價要達成的目的？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2021)一書中，歷史學家Andrew Preston 為我們剖析「國家安全」如何出現在美國政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