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有一個話題值得注意：在全世界推廣佈局經年的孔子學院總部，確認不再以「國家漢辦」名義對外使，新華社報道，為適應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發展，「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日前正式成立，全面負責運行全球孔子學院品牌；同時，中國教育部設立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開展除孔子學院運營和管理之外的其他國際中文教育項目，並深化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語言教育交流合作。

孔子學院是一個李長春在任期間的政績工程，主觀意願和設想是好的，也曾經帶動一定的文化#軟實力 輸出，但在全球的佈局布點一時間成了世界關注焦點：國家成立副部級的漢辦，從一開始就不是民間公益行為，而是國家行為。

與此同時，在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影響下，加上文化傳播，輸出指導思想的差異，導致各國各地孔子學院成了眾矢之的，在加上有些國家地區的孔子學院管理不善，急於求成導致出現若干問題，成了被媒體持續放大追蹤的焦點。

新加坡聯合早報昨天刊登發展研究院院長孫培松的文章，提出一個問題： 中國應有怎樣的外宣？

孫培松援引這次疫情中國扮演的角色為例。年初以來，中國在基本控制住疫情後，就積極地開始了對外援助，向150多個國家提供醫用物資，向多個國家派出了醫療隊。中國本應獲得更多積極正面的評價，但不恰當的宣傳，尤其是在歐洲疫情最嚴重的時刻，渲染中國對歐援助，宣傳中國政治制度和體制優勢的做法，使外界感到極度的不適。

對外宣傳不僅要考慮告知什麼，還要考慮怎樣告知。要推己及人地照顧到受眾的觀感，宣傳才會有效果。在展示全球影響力方面，中國顯然是一個很不老道的新手。對中國外宣來說，新的挑戰會越來越多，認真審視從刻板老套的語言，到根深蒂固的潛意識中那些不適宜於對外宣傳的固有模式，中國的對外言說能力，才會有實質性的提高。

孫培松說的是這次疫情，中國外宣語言和傳播的習慣性毛病，放置在孔子學院的辦學經驗教訓之上，也是可以借鑒的。

對外傳播一直經常出現吃力不討好的事，一定有他的前因後果。

如果只是改名而已，一切照常照舊，意義不大，孔子學院依舊是負面排列。